我第一次见到红玉兰，不是在风光秀丽的公园，也不是在高贵雅致的画里，而是在一个我极不愿意却又不能不去的地方——医院。当时我只有二十岁，正是可以尽情幻想的年龄，然而，我却因为高位瘫痪而住进了位于京郊通县的中国肿瘤研究所。那是八三年早春，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生机，地上的嫩草刚刚钻出来，长满嫩芽的柳枝随风袅袅飘动着。病房外，一棵粗大的树木，也不甘寂寞地捧出了嫩绿的芽苞。从两个护士的聊天中得知，那是棵红玉兰。

　　我住的病房一共四个人。一个是山西的，估摸十五六岁；一个是河北涞源县的，七八岁的样子;靠我最近的，是人民大学一个五十多岁姓丁的教授。病情最重的就是我们两个人。我向右侧过脸，就是老丁那张沧桑而又痛苦的脸；向左望去，便是那株发芽开花的红玉兰。住院的日子是单调的，病人的心态是扭曲而脆弱的。在等待手术的这段日子里，屋里重复的是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安慰与无奈。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邻床的那个丁教授，他刚刚做完手术，脾气大得赛似醉张飞，更有甚者是他满口的污言秽语。负责照顾他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她每天都有相当一段时间，要忍受丁教授的歇斯底里的骂声：“你又死到哪儿去了，现在才来，你是我花钱雇来照顾我的，你居然晚来了五分钟，你们这些乡下人，哎……”小姑娘一声不吭地干着自己的事情，先是喂老丁吃完饭，再就是按摩他那条枯柴般毫无知觉的腿。几天后，我对病房的环境和住在这儿的人都很熟了，胆子也大了起来。这天老丁又开始发疯了，我使足了力气冲他喊了起来：“这是病房，不是你们家。你喊什么喊，乡下人怎么了？别说退回八辈就是退回四辈，你的祖上也是满脑子高粱花子，一身蚂蚱屎。”那时，我若能站起来的话，说不定能把他从床上扔出去。此后的几天里，老丁对小姑娘的吵闹转移到我身上，但每次的结果都是以老丁的失败而告终。十几天后，丁教授被推进手术室，进行第二次手术，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回来——他死了!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，我忽然觉得对不起老丁。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发点儿脾气算什么，我为什么不能容忍。后来的一年里，我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自责，我把家里省吃俭用为我订购的，每月一百七十元一瓶的药悄悄地送给了涞源那个姓张的孩子。

　　窗外的红玉兰已是叶满枝头了。邻床的两个孩子都已做了手术，而且恢复得不错。老丁曾经住过的那张病床又换上了新的病友。起初我害怕的是手术，可时间一长，我倒盼着早点手术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对我已是无所谓了，我不愿久久地躺在这个病床上。我一个大男人，不但不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，还要他们伺候着，我的自尊心不允许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不管遇到医生还是护士，便催问什么时候给我做手术，能不能快一点儿。在等待手术的漫长的日子里，可谓度日如年，心慌意乱却又是无可奈何。除去吃饭睡觉以外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摧残自己。闲来无事，我便用一根针头在自己腿上像扔飞镖一样剟来剟去。不管针头能不能扎进肉里，我都不会感到一丝疼痛。因为我的两条腿早在三个月以前就失去了知觉，肌肉萎缩得只剩下枯裂的皮包着两根骨头，像被火烤过以后又被烈日曝晒的烧火棍一样。这天，我终于得到了准确的答复，明天就可以做手术。那个晚上，我彻夜未眠，想了很多很多。我想我病好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?如果手术失败了，我将是什么样子……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父母和弟弟来得特别早。从他们的表情中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不安和担忧。父亲签字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他浑身都在抖。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凝固的，时间已经停止了。母亲悄悄地把弟弟叫到了屋外，他们小声的对话没有逃过我的耳朵。母亲对弟弟说：“要是你哥的手术没做好，他就得一辈子躺在床上，等我跟你爸都不在了，你要养他一辈子。”我悄悄地闭上了眼，然而眼泪却止不住夺眶而出。心里想：手术要真的不成功，我绝不给家人添麻烦，一刀把自己干倒算了。现在想来，我是多么的幼稚，如果手术真的没有做好，我脖子以下部位都会失去知觉，就是一个有思想的植物人，连根针都拿不了，别说拿刀了。我紧闭双眼，却是思维清楚地被推进手术室，随着麻醉剂的生效我的胡思乱想渐渐的少了，消失了。后来我知道，我的手术做了四个小时，且非常成功。本应在术后六小时清醒的我，却在缝到第十九针的时候有了知觉。我朦胧地听到两个医生的对话，意思是说再打麻药会有危险，至少对恢复不利。就这样我忍受着至今也无法形容的痛苦，接受了最后三针的缝合。我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，模模糊糊地见父母和弟弟都站在通道里。当时我还做了一首很不像样子的诗，嘟囔着念给他们听，想让他们放心我很好。最难熬的是在观察室那三天的日子。我头朝下，倾斜地呈三十度角躺着，身上纵横交错地插满了各种管子，我开玩笑的对家人说：“你们看我像不像管儿工？”手术是成功了，可浑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难受起来，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头下垫个枕头，哪怕是本书也好。熬过了三天炼狱般的日子，我又躺到了那个熟悉的病床上，窗外的红玉兰似乎也悄悄地为我绽放着，绽放着……

　　我的身体在缓慢地恢复着，然而伤口的疼痛却是剧烈的。平时一个人的手上拉个小口子都要疼上两天，何况我做的是开胸手术，身上的刀口足有三十厘米。就像评书里所说的那样是斜肩铲背的腰。整整半个月的时间，我疼得夜不能眠。这种痛苦还不同于别的手术，因为从胸口往下的三分之二是不能动弹的。我还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姿势，因为稍不小心，伤口就有被撕裂的危险。偶而我也能睡一小会儿，可睡着的这一会儿基本上是疼得晕了过去。那时候，我常常突发奇想，渣滓洞的刑罚也不过如此。现在想来，我对那时候的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刀口的疼痛渐渐地减弱了，而我的大半个身体却痒了起来，且越来越厉害，像是有几万只小手在骨头里不停地抓着。这种滋味，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形容词，总之是难受死了。然而，心里却是兴奋的，因为我的腿有了知觉，小脚趾能轻微地活动了。当时最兴奋的是两件事，一是能侧着身，看着窗外那棵盛开的红玉兰；二是来看我的人，在我腿上挠一把的瞬间，我的腿会神经质地蹦一下。来看我的人笑了，我从心底里笑了。

　　我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快了。玉兰花一直伴着我开放着。每当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时，我便把目光全部投向那正在怒放的玉兰花。那个时候，它是我的全部笑容、全部宽慰、全部风景。就在玉兰花恣意怒放的时候，我出院了。医生护士送了我很远，他们的笑容就像那棵盛开的红玉兰。

　　一年后，我健步走进这家医院。我要感谢那些曾为我付出辛苦的医生和护士。当我走进医生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墙上挂的居然是一张石鲁先生绘制的红玉兰。他画的是我常见的那棵红玉兰，红得那样强烈，那样纯真，它像是对天下人微笑。医生告诉我，一代宗师石鲁先生曾在我住过的病床上，养病半年之久。那正是红玉兰盛开的季节，石鲁先生把他看到的这棵红玉兰从头到脚画了个通彻。在他笔下，红玉兰若繁若简，若开若合，然而始终贯穿着的是装不下的善美与和谐。

　　屈指算来，这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，可我总是在牵挂着这棵红玉兰，不知它是否也还记得我。这么多年，我画了很多画，却没有画过一幅红玉兰。因为我不愿忆起那苦痛的往事，更怕因为笔误而伤害了那棵红玉兰。然而，我却把这棵无可替代的红玉兰画到了眼睛里，走到哪里，就能看到哪里。

　　红玉兰，愿你健康、美丽！

　　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